合肥砂石价格猛涨，紧张是常态化-砂石与建筑固废处理技术装备展

合肥砂石价格猛涨，紧张是常态化

　　“不干不干！以前我们都要送礼，这些人才会把单子给我们，现在没材料了要主动给我们，不接！”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大型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经理叮嘱他的下属，不要接施工项目的单子。他说的“材料”，是砂子。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部沿海的山东省青岛市。在这里，一直给当地大型施工单位提供砂石料的一位经销商，以前在周边100公里范围内就可以买到客户需要的数量，近来，他的搜罗范围要扩大至200公里，而且许多砂子都来源于非正规渠道。

　　为解决最近全国多地出现的砂石料供给紧张问题，中国砂石协会会长胡幼奕在北京刚刚面见了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提出要基建补短板，结果回头一看砂石不够用了，好多项目都停工了，所以上面重视了起来。”

　　自然界的岩石经风化、剥蚀等多种地表作用，在风吹日晒的数千年间，破碎分离成大小不一的颗粒，被河流冲刷带走。根据尺寸的不同，极细碎的称为沙，如泥沙、沙漠，粗一些的则为砂，后者更多是土木工程中的概念。现代建筑所采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与沥青马路，都需要砂子。与石头一起，砂石骨料是混凝土中用料最多的东西，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混凝土的品质。

　　“一平方米的房子要用砂石骨料800公斤，没有这800公斤，房子就建不起来。”胡幼奕说。当石头房和木头房成为历史，人类居住在砂子围成的空间里，行走在砂子铺成的道路上，穿行在砂子搭建的机场、车站与商场中……在很长的时间里，天然河砂这种建筑材料易得、便宜、好用。采砂船、挖车、廉价劳动力就是从事采砂作业所需的一切；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一车装有十几吨的砂，价格也就一百多元。它对于混凝土结构稳定的重要作用，至今人工砂依然很难超越。它虽无处不在，但从不显山露水，以致于让人忽视了其存在与真正价值。

　　占地球陆地表面积20％的沙漠里的沙子，因为过于光滑无法在工业社会派上用场。真正可用的都来源于河流——其仅占地球面积不到1％。近两三年，以砂子价格暴涨为标志，这场有限的自然资源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的角力开始拉开。

　　合肥砂贵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蔡鹏在近十来年经历了家乡面貌的急剧变化。他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下辖的瑶海区，过去，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是合肥城区的发展洼地，到处是农田与平房，但如今，随处可见高耸的吊塔、围起来的施工地段与路上来来往往的水泥搅拌车。晚上8点多，在蔡鹏家附近的包公路与大众路交叉口，私家车的身影渐渐稀少，道路开始让位给运输车辆。记者蹲守在路边细数发现，在100辆来往车辆中，有38辆都是大货车。这些满载着各种大宗建材的货车多数载重量为40吨级以上，就像中国城镇化的节奏一样，它们急切、坚定，为了抢时间，有时甚至在黄灯已经闪起时快速冲过路口；在路口旁的一个建筑废渣丢弃地点，货车司机们排队进入，依次过磅、倾倒，扬起漫天灰尘……

　　若问他们合肥工地上的砂子从哪儿来，无论是大型混凝土搅拌站还是私人砂石小贩，都会回答：六安。六安是紧挨着合肥的一个地级市。沿途流经六安下辖的金安、裕安及霍山等五个区县的淠河，是淮河的支流，也是合肥河砂的主要来源。

　　马建雄是合肥规模前三的一家大型混凝土搅拌站生产经理，他说，运输砂子的司机们都有很多拉砂群，采购员为生产备砂料时，前一天会在群里喊一声“某某搅拌站，42元/吨，3000吨，现金结。”货车老板们手下通常有十几个驾驶员，如果认为价格可行，第二天十几辆货车便将砂子从河边砂厂运出，东行200多公里来到合肥。

　　然而，一位货车司机说，现在“六安的砂子不好搞”。自六安采砂点实施限量开采后，每个月拉完一定的额度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砂子采购分销的链条普遍价格暴涨。马建雄说，2018年春天前，河砂价格一直稳定在40多元/吨左右，现在这个数字已涨到了130元。而在淠河上游的霍山县，因为砂子颗粒更粗，能在高标准的混凝土中使用，据了解，市场价已经到了160元至170元/吨。

　　混凝土行业的人一度“急得没招”。马建雄说，价格上涨倒是可以转嫁给下一环节使用者，但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砂子。“涨价只占全部原因的20％，我们有这么多合约单位，一年生产几百万方混凝土，没原料怎么办？”

　　在高价与短缺的夹击之下，下游开始探索应对的方法。混凝土搅拌站开始相互打听，问那些“有门路”的企业用的什么砂、从哪儿运过来，然后给个联系方式去对接。同时，搅拌站实验室人员开始研究如何用江砂和机制砂，加上多少的水泥用量去达到以前的强度与标准。

　　“以前搅拌站用的砂，基本都用河砂，从去年开始，品类就五花八门了。”马建雄说，现在合肥50％到60％的六安砂由江砂替代：从长江里挖出来的江砂由万吨大船运过来，到芜湖裕溪口改为2000吨的小船经内河航运进入合肥的各个码头，再由运输车队运到各个混凝土搅拌站。

　　另一家规模稍小的混凝土站经理则表示，该企业现在用的全是江砂；因河砂价格过高，吴芳现在也用江砂掺着安庆过来的河砂来卖。她说，以前，合肥这边都嫌安庆的砂不好并不买单，但现在客户们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马建雄说，考虑到价格，小型混凝土企业不承接市政工程如地铁、高架桥及特殊建筑部位等需要高标号混凝土的项目，可以不需要河砂。但是，天然河砂因为其均匀的粒径粗细分布，在高规格高标号的混凝土中依然不可代替。

　　河砂甚至变成了混凝土搅拌站应付检查、装点门面的东西。马建雄说，当政府来检查材料，问“你们中标的几个项目，轨道2号线、3号线，现场材料怎么满足？”搅拌站的人就带他们去看那堆写着“轨道专用、高架桥专用”的河砂，但他说，“那堆砂根本不用。我可以说，90％的搅拌站里那一堆专用（砂），基本上是挂羊头。”

　　但现在，江砂的价格也还在上涨，从去年的100元/吨，涨到近来140元/吨左右。“砂石紧张是常态化了。”马建雄说。

　　江河告急

　　中国的河道采砂管理一直以采砂规划作为支撑。以中国主要的产砂区长江流域为例，2002 年、2011 年和2016 年，水利部编制了三轮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采砂规划。这些文件规定了开采总量、开采范围与开采期。但是如果依靠这些采砂规划中给定的开采量为参照，那么得到的将是一个远远低于实际的数据。

　　从合肥一路向西，来到淠河中段右岸的六安市金安区。该区河道采砂管理局一位管理人员张远峰解释说，以前每年的规划量，只是个指导量，实际开采量是规划量的几倍。“去年做生态资源统计的时候，发现当时我们规划一年生产量300多万吨，但实际销售量达到接近1000万吨，而且还有可能是低估了。”

　　1990年代后期，淠河还没有治理，家家户户都能挖砂。“那不叫采砂，是小作坊似的。”张远峰说。2009年以后，金安区河道管理局成立，河道采砂实行许可制度，采砂船舶、铲车、运达通道等齐备的才有资质成为采砂者。

　　这里从2012年开始实行招拍挂制度，根据采砂规划，划定开采范围，将砂子资源与经营权一次性出售，开采年限一般为3~5年。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是：一旦取得经营权，中标者往往不按照出让方的出让范围进行开采，而是超范围、超深度开采。张远峰说，比如，淠河是金安区和裕安区的界河，采砂企业就有可能跑到裕安区去采砂，而一些超范围的开采，则可能会危及河道水利工程安全。

　　滥开滥采几乎与采砂规划相伴相生。张远峰说，“那会儿的规划，说实话，编制了之后也基本上就是一个形式。除了真正的禁采区我们会严看死守以外，其他的超采行为，比如只允许采3米却挖了6米的，几乎是想咋挖就咋挖。”

　　多年粗放式的采砂管理，令砂价长期处于低位，建筑业得以低成本运行，但其对于环境的影响却已逐渐显露出来。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情况，便是典型案例。

　　19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上升轨道，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驱动长江流域的淘砂热。水利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数据显示，滥挖滥采开始危及河道安全。新世纪伊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为期两年的禁采政策；2002年，国务院颁布《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对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道内砂石开采进行管理。

　　采砂活动并未消失，相反，它避开风口，转而瞄准支流与洞庭湖、鄱阳湖两湖。以记载的年均和总采砂量来看，WWF指出，鄱阳湖是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20世纪头十年，鄱阳湖采砂数量相当于前55年间沉积的泥沙量。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泥沙问题专家周建军指出，鄱阳湖是中国受采砂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2015~2016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宇顺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和鄱阳湖调查采砂对湖泊影响时，发现很难获得采砂情况的一手数据。“只能是表象地观察，比如说去看那边有多少船在运作，与卫星遥感照片对比，或者问一些当地老百姓船只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陈宇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相关的水利部门，掌握的完善、准确的数据也很有限，比如说一个承包商，一年出让给他的开采量是50万吨，但是具体挖了多少，没人知道。”

　　陈宇顺记得，四五年前，鄱阳湖采砂活动很疯狂。这里的采砂多数集中在湖水入江的湖口水道。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鄱阳湖像一个在向外倒水的瓶子，而这一段细长而狭窄的水道就好比瓶口。颗粒较粗的河砂淤积于此，是上乘的建筑材料，在市场卖得上价钱。所挖即所得的暴利，引来合法与不合法的采砂者们到此掘金。

　　有无采砂许可者，都在拼命打捞“软黄金”。最猖獗的时候，两湖曾分别有450、368条非法采砂船在此作业，它们的吸砂能力可以在一年内掏空两湖20年的沉积量。滥挖滥采同样疯狂。据媒体报道，2014年某采砂公司竞得鄱阳湖一处采砂点，按照水利部门规划，该砂厂2014年采砂规划量为200万吨，但是周边渔民认为他们采砂量远远不止这个数。他们这么算：“一个大型‘吸砂王’能打10米深的洞，能吸200吨至1000吨砂石，一天至少能打七八个洞。这样的采砂船多则九条，少则四条，24小时不停歇工作，三四十天就达到规定开采量。”

　　据周建军等人今年3月发表的《长江鄱阳湖问题的原因及湖口建闸的影响》一文，仅2000至2011年，鄱阳湖登记的采砂量逾5亿吨，其中接近一半采砂量来自其入江水道的五六十公里。该段河床被挖深后，“这就相当于从纵深上把瓶口给扩大了，从鄱阳湖倒灌长江就特别容易。”周建军说，当长江水位因为三峡等水利工程下切时，鄱阳湖在枯水季节，特别是二三月份，湖心区域的水位比过去同期又低了两三米。

　　鄱阳湖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是长江重要的蓄洪、泄洪处，也是周围4400万人口生活与农业灌溉的水源地。这里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国际认可，是许多珍稀动物的家园，也是许多渔民谋生的所在。但是，近些年其湖泊面积的快速缩小，让它再难以承载如此多的生态意义。采砂加剧的鄱阳湖干旱以及后续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生态学家们注意。

　　鄱阳湖被称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科考调查发现，全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其中，鄱阳湖有450头。2013年底，一位研究人员曾在这里某处水域观测到47头江豚，一年后，这一数字为“0”。“首先是洲滩、河道底质这些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同时附着在泥质里面的低级生物被挖走之后，水生物就没有食物了。”陈宇顺说，“如果按照2015年那样的规模采下去，问题肯定会很大。”

　　把鄱阳湖采砂问题放在更大的生态系统中，会看到它让本就失衡的长江泥沙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在长江流域上游，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将大量泥沙拦在水库里。根据水利部2018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长江三个最大的水文控制站监测的输沙量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值相比，从上往下分别降低了91％、76％、77％。

　　周建军解释，长江是一个历史上冲淤平衡的系统，现在的情况是：上游来砂大幅减少，中下游河道来得少、走得多，泥沙处于冲刷状态——三峡大坝修建之后这些年，下游已经冲刷走了二十七八亿立方米的泥沙。而这些材料组成的河床，是河流的框架。在长江荆江河段，水位因此跟着河床一起下降了两三米。这对于长江的通航、沿途农业灌溉、生活用水、水体污染物或营养的输送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以水体营养输送为例，磷这样的营养物或污染物主要吸附在泥沙上面。过去长江里大量的磷，到了入海口与海水作用后释放出来，是河口大量微生物、藻类甚至鱼类的营养源，这也是为何舟山渔场曾经能够成为全球四大渔场之一的重要原因。而现在，长江却成了一个少磷的生态系统。

　　鄱阳湖采砂后的一系列问题，是过度采砂对生态影响的一面镜子。“长江现在问题很大，如果再挖就会雪上加霜。但即使没有大坝，也不主张在河流下游比较平缓地方挖砂。”周建军说。但现实却是，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河道采砂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李刚去年发表的文章，眼下，长江上游弋着的几百条采砂船只，其生产能力是可采量的十倍。但与此同时，长江沿线城镇化建设还在继续推高河砂需求，泥沙资源在这一段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对砂子自然补充速度缺乏可靠的估计，我们不知道采挖与来砂量如何匹配，这就是为何短缺的地方往往采砂带来严重后果。”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沉积地质学教授Jim Leonard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治理引发砂荒

　　2016年，由原环保部牵头，中纪委、中组部相关领导参与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成立，非法采砂是环保督察的重点领域之一；2018年6月19日，水利部发布通知，启动了为期六个月的河道采砂整治行动。变化开始到来。

　　2017年6月份，六安市金安区马头镇的六家砂厂经营权到期，区河道管理局正准备新一轮招拍挂时，上级发话了：“你们不能再走传统的招拍挂老路了，要与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指导思想相适应。”

　　作为回应，六安市金安区河道管理局便在安徽省水利厅专家的建议下，赴江西考察——这里采砂管理的实践已经探索出全国竞相效仿的“九江模式”：抛弃多年的招拍挂制度，改为政府主导，成立国企租赁民间采砂船进行开采。在整个长江流域，持续多年的招拍挂模式被逐步叫停。比如，2017年，有权开采洞庭湖砂石的多个市县均叫停了采砂行为，并逐步采取国有化管理。

　　同年10月，六安市金安区开始启动一整套新的国有化采砂管理，所辖13个采砂点，每月各定量生产销售6万吨河砂。采砂者每生产销售一吨砂，能获得15块钱的劳务费，其余收入全部属于区政府。

　　为严格管控开采量，金安区实施了“科技治沙”措施。在黄圩采砂点，一辆货车进入砂厂时称卡车皮重，载满砂子后再次过磅称毛重，两个数据相减即为净重，这些数据在出口管理站的电脑上记录下来。工作人员根据净重给其开出一张砂石票、一张装载单，司机刷卡缴费后拿到电子小票，携带三票一齐外运，在公路卡点处再次由交通部门核验重量后进入市场。在管理站的电脑上，一旦当月所有外运砂子超过6万吨，放行系统就会自动关闭。

　　六安市金安区的情况大体是中国采砂管理史的缩影。张远峰说，如果按照原先的招拍挂制度，淠河河道估计到2022年就无砂可采，但现在严格按照规划定量开采，那么还可以再采5~8年。

　　出了六安市区，沿淠河朔流而上，来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下符桥镇圣人村，淠河上游的东段支流主要流经这里，河边有砂厂。与想象中的采砂作业、货车排队上砂的忙碌景象截然不同，一家写着“一号砂厂”的地方并无货车，几堆黄沙和石子兀自堆着，河上已无采砂船，几个看管砂厂的工人们在入口处的小篷房里打牌闲聊。

　　霍山县一位采砂管理人员对此解释说，这一片连着的三个砂厂是霍山县2017年招拍挂后出让的三段采砂点，由于去年环保审批没有通过，一年一换的采砂许可没有签发。今年初，六安市水利局河长办公室直接发函要求停止开采。

　　2017年，环保督察开始波及霍山。当年3月份，霍山县差不多九十多家石料厂全部关停。位于霍山的佛子岭水库，是合肥与六安的饮用水源。2018年年中，生态环境部专项督查组对六安市饮用水水源地进行督查，认为采砂活动对饮用水水质造成影响，两个月后，东淠河各砂场关停，包括霍山县最后三个采砂厂。从随便挖到无砂可采，霍山砂价一路上扬。

　　在很长的时间里，砂子廉价得似乎都难说是一种商品。尽管霍山段的砂子质量在淠河砂中的质量最好，霍山县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队长韩明记得，2004年开始要求采砂许可的时候，霍山砂仅10块钱一吨；十几年过去，到2017年也才涨了三倍多，但从2018年开始，价格却在一年间翻了近四番，达到110、120元/吨，今年上半年又涨价至150元/吨。

　　2018年10月，河南省在信阳市召开全省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会议，推广采砂国有化，目前该省20家采砂企业，全部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同年12月，湖北省发布《加强河道采砂禁采管理的通告》，整治各类涉砂船舶1700多艘，部分“三无”采砂船被现场爆破拆解。在全国治理采砂的大背景下，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陕西、海南等省份接二连三开始出现砂荒，造成用砂大国的困境。

　　在偏居一隅的海南省，今年2月，省属国企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首次从菲律宾进口河砂，打起进口主意的还有广东、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份。在产砂大省江西，政府企图通过加快采砂许可、综合利用疏浚所得砂石等手段保障用砂……

　　无砂可用的同时，劣质砂甚至违规砂流入市场。前述青岛砂石经销商发现，在河砂紧缺、机制砂又不成熟的青岛，现在建筑尾矿砂、河道疏浚出来的含泥量很大的砂，甚至还有加工处理后的海砂开始进入一些质量要求不高的工地，让工程质量难以保证。

　　海砂是钢筋混凝土建造中众所周知的大忌。海砂含盐，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超过临界值时，会使钢筋受到锈蚀继而体积膨胀，使周边混凝土受到张力而裂开。2013年，引发震动的深圳“海砂危楼”事件便是一例。但现在危情又有所抬头，比如2018年8月，上海石材行业协会砂石分会发布的一则通知显示，长江与内陆河道整治引起河砂减少，海砂流入上海建筑市场。

　　“正道不畅通的时候，歪道就来了。”胡幼奕说，“乱七八糟、质量不符合要求的砂子进了工地，房子塌了怎么办？这牵扯到百年大计的质量问题。因为这一次砂石荒，未来可能有好多人要进监狱。”

　　“一种速度的游戏”

　　从2018年下半年起，六安市的砂子供应已开始明显减少了。当时，马建雄所在的商用混凝土行业还没有建立起江砂供应渠道，依然采购六安的河砂。早上砂子运过来，他们看到里面有草。“河滩上长了草，草底下是砂。我们看到草觉得不对，一问，果然说是晚上在河滩上偷挖的。”

　　如果说有一种不劳而获又不会代价太大的营生，那偷砂一定是一个好选项。在水浅的淠河边，使用铲车、挖土机和运输车，就可以收获颇丰。在长江、淮河这些水深的地方，偷砂者们设计的采砂船就像潜艇，可以通过遥控指挥，白天沉到水下，晚上又浮上来盗采。“他们采砂船比巡逻大队的汽艇动力还大、还快，内线打听到今天晚上哪块不查，一按（遥控器），船只哗哗哗地跑过去。”马建雄说。

　　马建雄记得，今年年中的时候，江砂也到了禁采期。作为砂石料用量大的企业，老板已经叫负责采购的人去国外打探，看能不能从马来西亚、朝鲜这些地方进口，但后来发现没必要，“（湖北）江砂也能搞到，有人不怕死的。”

　　翟昌友是霍山县水务局副局长，分管水政监察与河道管理。为加强对砂石开采的统一管理，去年12月，县政府成立了他现在负责的霍山县砂石管理执法大队（下称“执法大队”），隶属于水务局。

　　作为监管者，他开玩笑说自己的工作是高危行业，以至于走路都需要左右观望、小心谨慎——“我们执法部门某种程度上是在断人财路。”被威胁、被举报、被纪检部门调查，是多年从事水政执法的韩明常遇到的事情。2004年，霍山县水务局刚刚开始整治河道采砂，在一片滥挖滥采的地方，他们过去执法，结果车辆被推倒，他也挨了一顿打。

　　不像金安区只有一条主河道，可以设关卡，这里众多山区河道与四处遍布的旱砂地，让偷盗砂石屡禁不绝。就像猫捉老鼠一样，这是监管者与偷砂者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前述霍山河边的村民说，以前河边没人管，这两年砂价涨起来后才开始有巡逻人员。“白天晚上都有巡逻的人在河边。但河砂值钱，人家（偷砂者）只要能赚到钱，连路都给你挖了。”

　　2017年底执法巡查刚开始那会儿，韩明说“人家（偷砂者）把你整个行程摸得透透的，执法车经常被拦住。”起初，韩明每次接到举报去到现场，偷砂者已经跑了。后来去修理车子，才发现车底下被安装了定位仪，之后他们就开始定期去修理厂检查。

　　对此，“对手”又祭出一招望风车，他们每辆车附近安排一个人，骑摩托车或者开车跟着盯梢，然后再用对讲机或者手机通知队友。

　　采访对象们常常把偷砂的暴利与贩毒相比，如果以吨计，偷砂的利润甚至高于贩毒。湖北省一名水政执法人员2016年曾撰文指出，采砂船每小时可采河砂1000吨，水上直接售价为15元每吨，利润约10元/吨，这意味着每小时就可获净利上万元。而现在，砂价早已是15元的好几倍了。

　　以前偷砂风险不大。根据《安徽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非法偷砂者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至2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不过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汛期和禁采区开采，价值达到5万元可以刑事拘留。但翟昌友说，“抓来也关不了几天。” 2016年底，国家两高颁布司法解释，河道非法采砂以非法采矿罪入刑，这成了执法者的一大有利武器。

　　执法大队还没成立的时候，韩明在水务部门属于行政执法，偷砂者并不太畏惧，“如果光是我们去跟偷砂的人交涉，没有公安出面，有时局面就不好控制。”

　　鉴于非法盗采形势严峻，去年2月份，霍山县公安局成立了安徽省首家水务警务室，每次执法都有辅警在侧。去年开始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有利于翟昌友的工作。因为偷砂人群通常也与涉黑涉恶涉毒重叠，事实上，如果扫黑除恶不能常态化的话，他担心非法采砂可能会再次反弹。

　　河道采砂国有化经营之后，砂老板们的滥挖滥采成了按下的葫芦，盗挖盗采却可能是浮起的瓢，监管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水政执法人员头上。但是正如安徽省水文局范小伟等人所指出的，采砂管理机构人员少、配备不足，难以单独实现采砂有效管理。

　　作为水利部门工作人员，韩明坦言，堤坝和水源地的保护是河道管理的重点，河砂作为一种流入市场的资源，与水利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砂价暴涨的这两年，如果说对于他所在的水政执法单位有什么直接影响，那便是管理偷砂者的难度急剧上升。“（偷砂的地方）点多面广，你管理人员少，你就和他们在玩一种速度的游戏。”

　　寻找新砂源

　　六安砂的故事在全国多个地方重复上演。2018年下半年，河南省连续三次对河砂进行管控，境内所有采砂、制砂企业一概叫停，转为国有化经营，供给减少后，砂价上涨与管不尽的盗采如影随形。

　　“当我们讨论可用的砂子时，我们必须思考其可持续的利用方式，以及如何最小限度地影响环境；同时，也要意识到砂子是当代社会的关键原材料，是许多人赖以为生的营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沉积地质学教授Jim Leonard说。

　　安徽省水文局范小伟等人2018年在《河湖管理》发表文章认为，长期以来河道砂石管理被当作一项水事活动看待，忽视了其作为经济活动的一面，没有正视其市场需求。他指出，若想斩断河道非法采砂的利益链条，必须从供给侧入手，让河道从河砂供给这种渠道中解放出来。

　　“靠着河道采挖砂子，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现在明显各地的优质河砂在迅速减少，照现在这么采，很多河道都已经被破坏了。难道我们要再这么淘下去，让中国的大地上流淌了几千年的这些河流，在我们这一两代人手里破坏掉？现在国家限采限挖，保护河道生态是必须的。”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材料学科负责人宋少民说。

　　对目前的砂荒问题，胡幼奕总结说，“过去是‘靠山刨石头，靠水捞沙走’。现在国家管的生态环境建设，好多地方不让挖了，但是新的工业化没跟上，所以砂不够用，就这么简单。” 这里所说的工业化，便是机制砂。通过机器粉碎岩石，控制粉末的颗粒大小，生产出符合建筑用砂标准的“机制砂”，在国内已经有八九年的使用历史。

　　在“地无三尺平”的内陆多山省份贵州，机制砂是该地解决用砂需要的最主要方式，贵州也成为国内这项产业最发达的地区。在一片涨价中，不依赖河砂的贵州成为砂子价格洼地。国家工信部9月份前往该地调研，希望当地政府各部门协作，将本地机制砂石运出省外。

　　作为需求量最大、环保要求严格的国家，中国的机制砂石技术较为领先，机制砂的研究深度与工艺进展速度领跑全球。根据中国砂石协会提供的资料，现在机制砂已经占到了中国用砂量逾八成。宋少民说，“机制砂相对来讲是可以满足我们接下来十几年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最安全、最大量的替代品。”

　　机制砂如果做得好，完全可以与河砂相媲美甚至超过它，因为人为制造意味着可以按照要求进行质量控制。宋少民说，但是目前，大量的机制砂仍然无法与天然河砂相比。“机制砂做得好与不好，（对建筑的影响）差别很大。现在有一批先进的企业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整体占比依然很低。”

　　机制砂的技术难点，在于并非是简单地将石头破碎成小颗粒，而是要模仿河砂天然、混杂的粗细颗粒分布。工业机器生产的标准化现在既成了它的矛，也成了它的盾——混凝土中需要各种颗粒大小的砂子合理搭配，而机制砂要么粗要么细，良好、顺畅的粒径分布挑战设备与工艺。

　　作为对规模化、高质量机制砂企业的保护，中国砂石协会认为，如果不能强力按压住盗采盗挖，挖河床就能赚钱的非法采砂行为大量存在，会伤害机制砂产业的发展。不过，机制砂不受天然河流资源禀赋的影响，在供应方面将更稳定也更可控，专家指出，这就需要未来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需求量布局生产，以免造成环境压力。

　　但胡幼奕感到忧虑的是，政府部门现在不愿意管砂石。“都在推。砂石开矿，那能没有环境影响吗？大家都怕承担责任。石头属于自然资源部门管，要建企业在工信部门，要能生产、环保达标在环保部，还牵扯水利部、林业部。谁都管就意味着谁都不管。”

　　“现在城市建设用砂特别多，又找不到一条别的出路，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做法就是从河流里面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应该拿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不能够把取砂目标放在河里边。”周建军说。

　　开辟新来源是方方面面的。比如旱砂。韩明就表示，霍山以前很多古河道，修成大堤以后，河道被隔开，一部分变成旱地了，扒开上面两三米的耕作层，有的地方往下几十米深都是砂。“我们古河道的砂量非常大，只是要规范合理地去开采。其实不用都想着要到河里面去，如果国家也有政策的话，就能把一些河砂的开采量置换出来。”他说。

　　周建军说，从河道疏浚的角度，比如在长江上游的支流，如四川大渡河或者金沙江去挖砂，如果合理管理好，对于减少水库淤积也有好处。

　　周建军在德国亚琛待过好几年，前两年他又回去了一次，发现十多年过去，城市面貌与当初几乎没有变化。相比之下，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城镇都在十年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感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之快，但是若以环境为代价，去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就难免短视了一点。

　　在历经多年的高速建设与人口增速放缓后，未来中国还需要建这么多房子吗？周建军说，现在有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很高，展望未来，更好地利用已有建筑并适度放缓开发步伐，或许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最好办法。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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